----李旭君
普通人可能不会留意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称呼，如法院、检察院中法官和检察官的称呼。但是如果稍加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在领导官方讲话，政府或法检两院公开文件，还有见诸的杂志报刊，你都能频频见到，法检两院人员仍用“干警”“队伍”这些称谓，如“政法干警、法院干警、检察干警”“政法队伍、法官队伍、检察官队伍”等等。“公安干警、公安队伍“自不必说，军警化、队伍化是其服从纪律约束的天然制度属性，“干警、队伍”用到他们身上，既贴切又自然，人们较好理解。然后，法检两院为什么还要称呼“干警、队伍”呢？ 今天，编者就带大家寻溯这一称谓的由来。
一、法官、检察官“军警化”的历史成因
1931年，随着共和国的初始政权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在江西瑞金成立，简称“中央苏区”“苏区政府”，随后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设立（法院和检察院实行审检合署体制，法院内部设立检察长、副检察长、检察员等），在革命时期，军人和非军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，革命工农红军打仗时是军人，不打仗时也就自然充实到法检组织担任职务，可以说当时的军队和法检人员是相互交叉和配合的。这应该是军队和法院、检察院人员交流最早的历史渊源。
1937年，苏区政府由瑞金抵达陕甘宁苏区，政权形式更名为“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”，成为了当时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。
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（八路军）和新编第四军（新四军），参加对日作战。抗战时期，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军人出身的马锡五从事司法工作，后升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。著名的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也是在此期间总结、提炼形成。另外，检察机构同样设置于人民法院，实行合署办公，而公安机关也代行部分检察职能，公检法在事实上并无明显的体例分制，同属一家。
1949年共和国建国初期，部队复员转业军人由军队转入地方建设，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自然也就成了复转军人安置的主要工作单位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时期，所需司法人员继续扩大，而司法人员又属紧缺，急需充实。1980年3月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：对军队减下来的干部“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。比如，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，就需要大批干部。现在，警察不够，警官更不够，法院院长、法官、律师、检察官、审判员都缺乏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、考警官，条件很严格，我们更应该严格，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、政策、条例、程序、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，特别要求大公无私、作风正派。按道理，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。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。”
这样实际也就开始了，公检法人员同属军人主政的局面，一方面，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公安警察；另一方面，既是复转军干又是法检干部。加之，从政府职能管理角度，公检法司同属政法工作，也就统一归口到政法委，由政法委牵头与公检法司各机关上传下达、居间联络。“政法干警、政法队伍”这种称谓，也就从政法委归口的言谈中、文件中起头并广为传播开来。
二、法官、检察官 “军警化” 的制服特征
从法官、检察官的制服样式就可以知道，为什么“法院干警、法官队伍、检察干警、检察官队伍”有“军警化”这样的称谓了。
（一）以法院法官服为例。
图示1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3年之前，法官没有统一制服。1984年改良后的中山装即算是法官的统一服装。
图示2：1984年首款法官制服诞生，均为军装样式，肩章与大檐帽配合使用。
图示3：1990年改款法官制服，延续肩章与大檐帽，与军警制服一致。
图示4：1995年改款法官制服，继续延续肩章与大檐帽，与军警制服一致。
图示5：2000年法官服大改革，肩章、大沿帽退出历史舞台，军警式制服变为西服式制服和黑色法袍并佩戴胸徽并沿用至今。
（二）以检察院检察官服为例。
图示6
图示7
图示6和图示7：为1984年检察官的统一制服。春秋冬为豆绿色，夏服是米黄色，配有镶着金边的肩章和国徽的大盖帽。
图示8
图示9
图示8和图示9：为1988年改款检察官服。由原来米白色夏装全部改为豆绿色，这样一年四季的检察制服都统一成豆绿色，款式更加接近军装。
图示10：2000年，检察官服饰为佩戴胸徽的西服式制服，颜色选用国际司法界常用的深蓝色，取消大沿帽、肩章和领花并沿用至今。
2000年是法院、检察院机构改革的元年。2000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机构改革意见》的通知，如法院新设立了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，如检察院新设了职务犯罪预防局、控告申诉部门。从法官、检察官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出，2000年也是法检两院人员服饰改革的元年，显著的特征就是告别了军警式制服、肩章、大沿帽等军事色彩较浓的装饰，法官和检察官在着装上实现了从“武官”向“文职官员”角色的转变，尤其是法官引入了法袍服饰，鲜明地突出了司法职业的属性和公共管理、为民服务的司法理念，法官、检察官的外在形象从此焕然一新。
三、法官、检察官 “军警化” 称谓应当停用。
一方面，“干警”一词并非对法官、检察官、司法警察的准确定位，也不是“干部和警察”的缩写，只是由于法检机关与军队历史渊源的关系而形成的一个习惯性称谓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，《法官法》《检察官法》从1995年施行至今也已经24年，法官、检察官的称谓也应与时俱进，与法治社会接轨，如继续称呼“法院干警、法官队伍、检察干警、检察队伍”等等称谓，不仅带有浓烈军警化意味，而且也偏重有行政化色彩，明显已经不太规范，也与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不合时宜，完全应该摒弃和停用。
而相较之，法官、检察官、法检人员、司法警察、司法辅助人员等规范称呼，不仅更具司法专业化、中立化、职业化属性，而且更能体现现代法治伦理和文化底蕴。同时，这些称谓能从概念上让法官、检察官找到自身的法律定位，回归理性的法律思维，而且这些称谓与“正义感”、“公正性”等司法概念或观感更相投合，更易使普通群众产生信赖感和信服感，另外，职业化的称谓更符合国际习惯，在当今司法机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，更易为国外法律从业人员理解和接受。
也许司法改革任重而道远，但是改革的难和易，不在宏观框架，不在顶层设计，而在现实生活，而在细微之处。正如这个小小的称谓，看似简单谁也明白，但20多年了，服饰都已几易更迭，唯独这小小的称谓要改口、要改变，却依旧很难。这也许才是司法改革中诸多难点的真正原因吧。